别把医生当成神由遂宁医患事件引发的理

■人类社会大概没有一种关系的特殊性能够超越医生和病人。在疾病的威胁下，人们寻求帮助，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交托于陌生人之手。

■医生的社会角色和职业责任开始愈发成为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一直以来，“医生是万能的”、“医生就该救死扶伤”等观念根深蒂固的种植在市民心里。但大家似乎忽略了，除了扮演这些角色，医生还承担着医学的风险性、复杂性和众多未知因素。

　　　　　　　　一线探班医生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

在医院各个科室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疾病带给人的痛苦、人类迫切的求生欲望、医疗技术的极致与边界、临终者跨越生死的感受……诸如此类种种，每天都在上演。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医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与纠葛？如何定义医生的角色？连日来，本报医院一线科室，深入采访了医生与患者，在生与死的边缘地带，试图尽可能详细的剖析这些敏感问题。

AICU病房里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员

被访人：医院ICU主任朱静

遂宁医院晚上11：00，ICU主任朱静准时出现在科室。当记者换上隔离衣，带上口罩、帽子，从更衣室出来，跟着朱主任走进科室，立刻感受到一种“静止”。

“一个男性患者，患有多种疾病伴恶性肿瘤全身多处转移，现在意识不清，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抢救，请你们准备接诊。”接到急诊科出诊医生吴东的电话后，朱主任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据吴东说，医院时，曾经已经停止过心跳，但经过急诊科团队的努力，10分钟后，病人的心跳奇迹般的跳了起来。接到病人以后，朱主任和ICU值班医生钱萍立即对病人实施心肺高级复苏、中心静脉穿刺、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病人散大的瞳孔逐渐缩小，情况暂时稳定。

从病人家属那里得知，三个月前，这个病人查出患肺癌晚期，同时伴有肺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

医院时，看到病人的情况如此危险，家属有了放弃的念头。但吴东和朱静坚信生命有奇迹，虽然他们都知道即使抢救成功，也只能相对延长患者的寿命，无法让他痊愈。

“我们实行24小时排班制，在病人多的情况下，交接班以后，仍需加班很长时间的情况并不少见，大家已经习惯了不该上班的主动上班，值班医生第二天继续上班，谁都没有怨言。”据医生钱萍透露，朱主任是正常上下班，但一到晚上，他总要到科室转一圈，有时候一忙，就是后半夜。他们时常看到朱主任满是血丝的眼睛和不停歇的身影，红了眼眶。

在朱静看来，医生的角色是“只要生命不息，就永不放弃。”在生命的战场上，他们就是最后的守门员。

　　　　　　B肿瘤科病房里“坏消息告知者”的无奈

被访人：医院肿瘤科主任周强

在遂宁医院肿瘤科工作的这些年，大多数确诊恶性肿瘤病情的患者家属，对科主任周强的首要请求，就是瞒着患者本人。

周强明白，要直言恶性肿瘤，都需要勇气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周强认为，作为命定的结局，死亡或许算不上悲剧，但被死亡剥夺了人的尊严，却是一种沉重的悲剧。

“医生，我到底还能活多久？”“我得癌了，不就没救了吗？”从医这些年，周强几乎每天都会听到类似的问题。而更让周强觉得痛心的是，有很多患者在听到自己患癌症以后，萎靡不振，一度患上抑郁症，甚至有患者短短几天时间就去世了，是被“吓”死的。

周主任坦言，对大多数医务人员来说，与患者谈论死亡是件非常吃力和困难的事情，以至于每周他上门诊的时候，都会解释得声音嘶哑，甚至还经常出现耳鸣的情况。但尽管如此，周强还是会尝试着和晚期患者及家属沟通，帮助他们渡过心理煎熬的难关。在他看来，用隐瞒病情的方式非常消极，因为患者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一旦得知真实病情，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应激状况，甚至会崩溃。医生有责任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癌症与死亡，也有义务提醒患者做好必要的生命规划。

“导致我们从医者工作量这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死亡教育的空白，在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几乎是空白的，就连我们医护工作者，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死亡教育。”周强如是说。因为缺乏死亡教育，因此才会有绝症病人自暴自弃，无法平静度过最后的生命时光，才会有亲人对弥留之际的患者手足无措。死亡何须忌讳，它只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客观的面对它、认知它，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实，“妙手回春”“起死回生”……过高的期望，常常违背自然规律。周主任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道德观。医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抢救到最后一秒，有时候敬畏和顺从生命也是一种医治，要承认死亡是一个正常过程，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医疗有时候仅限于提供解除病痛和任何不适的方法。

　　　　　　C冒险实施的手术失败了

家属纠缠不休年轻医生心力交瘁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医院采访时，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一幕。

有一位高龄伴多种疾病的骨科患者，医院求医，均被拒收。后来，听人介绍，家人推着坐在轮椅医院骨科，苦苦哀求医生救救他。一位心地善良的年轻医生，明知手术异常凶险，还是毫不犹豫的接收了。并耐心告知家属，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经过该医生精心手术，患者的情况良好。但是，术后几天，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患者家属把所有怨恨全部都发泄在这名医生身上，从当天傍晚6：00到晚上11：00，家属始终纠缠不休，十几个人在科室门口吵吵嚷嚷，要求必须赔偿。

我们在科室见到这名男医生时，已经忙碌了好几个小时的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低着头，不时用手擦着眼角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我真的尽力了，当时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些风险，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救，术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术后我们也从来没有松懈……”他喃喃到，“为什么我们做了很多，到头来还是得不到家属的理解，其实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医患矛盾为何如此尖锐甚至激化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给我们这样分析到，“很多的医疗纠纷，症结正是如此，大家习惯把医生当成神。例如：医院就诊给医生说了一堆症状，没有明确的体征，医生做了相应的检查，结果是没有病变，患者就说，没病你让我做那么多检查，医院和医生就是会骗钱；医院经过检查确诊了，就说我把命都交给你们医生了，你一定得治好我的病，否则就是你们医生不尽责；还有些患者经过检查，确诊了未治愈，甚至失去了生命，家属就说医德败坏，庸医谋财害命……”

大家应该意识到，医学并不是万能的，医生也不是神。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药物，有人安然无恙，有人则会出现意外，这就是生命的复杂性和医学的风险性。而不应该总是把疾病引发的不良后果简单地归咎于医护人员的责任和技术水平的不够。

事隔几天，等到年轻医生的心情平和下来，我们再次找到他，问他如果时间倒回，还会选择救吗？他的回答很笃定，“一定还是会救！”只是他更希望，能够得到病人和家属的支持。在他看来，医生的角色，是期望能够和患者共同承担风险，共同“赌一把”，为生命赢得一线生机。

　　　　　　D　　　　　　　　　　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

患者家属的一碗早饭暖了医者心

相比上一个事件的冷漠，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则让人心生暖意，医院举行的“两学一做”演讲中，一个儿科医生自己的讲述。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他值周末班，从星期天早上8点到星期一凌晨3点，他看了一百多个门诊病人，收治了14个住院病人，中途还分别去手术室和产房会诊了1次新生儿。正当他准备到值班室休息时，电话又响了，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办公室，看着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孩子高热、声嘶、呛咳、喉鸣，急性喉炎的典型症状，在他反复告知患儿父母病情危重、有极大的窒息风险之后，他收治了当天的第15个住院病人。

当他处理好病人、完善病情沟通终于躺在值班室的床上，时间已经接近5点。整整21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已然让他精疲力竭，然而就在此时，护士电话通知他说，刚刚住院的患儿父母还要再向他了解一下病情。一天超负荷工作的他，虽然心里开始有一丝丝不耐烦，但看着他们忧心忡忡的脸庞，他还是耐心的给他们作了解释。

早上七点，他收到值班护士发来的短信：“昨晚你收治的那个孩子父母给你买了早饭，放在值班室。”早上查房时，他找到那对父母，向他们道谢。他们反而带着一丝抱歉：“谢谢医生，孩子烧退了。咳嗽也好些了，昨天晚上我们有些焦急，实在不好意思，还麻烦你到那么晚。”

那一刻他的内心突然一阵悸动，涌上一阵暖意，为自己之前心生的不耐心情绪感到歉疚，为这样淳朴、宽容的患者家属而感动，更为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为别人解除病痛的职业感到骄傲。从此，他便记住了这件事，记住了那个早上那碗冒着热气腾腾的早饭，记住了那对父母最质朴和真诚的话语，更记住了背后折射的那一份暖心的医患情。

在他看来，医生的角色，既要救治病人，更要付出真心、诚心、耐心，并时时反省自己。医患之间，都应该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彼此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积极的配合，如此才能塑造融洽和谐的医患关系。

　　　　　　　　　　深度剖析

破冰医患关系正确认识医生角色是关键

今天，人类医学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医生与病人这对同一战壕中的伙伴却渐渐的被一种紧张的关系所羁绊。

究其原因，是因为医患沟通不畅、沟通方式不恰当；个别媒体以偏概全、不实报道；更重要的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医生的职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医患关系中愈发“强势”，但这并不能“杀死”全部疾病，患者及家属一旦发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医院和医生的过错。却忽略了医学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如何面对死亡是医生与患者的共同困惑。

要破冰医患关系，公众一定要意识到医生不是“神”，不可能百病包治。医疗行为本身，具有高度的探索性和风险性，危害健康的疾病千差万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又很大，因此疾病的突然变化随时可能发生，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检查、诊断、治疗疾病的手段更加多了，但就当前的医学而言，对某些疾病真的很无奈。同时，从医者也要充分认识到医学是一种使命，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业，医护工作者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每一位患者提供公平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平等、耐心、关爱、同情，才是面对患者时所应有的姿态。

在此，我们呼吁理性的医患关系回归。因为只有患者对医疗活动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与医生形成合力，共同战胜疾病；只有不必要的保守治疗和过度医疗得到控制，医患双方方能回归到维护生命权与健康权的“利益共同体”中，才能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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