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年祭

我给母亲照的最后一张照片

听说一个人去世了并非真正死亡，只有被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才是真正的死亡。时光飞逝，母亲去世已经十年，她似乎还在我们身边，在我梦里，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清晰。我没有足够的文采写华丽的词赋以纪念母亲，唯有把记忆中关于母亲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母亲，在想念时翻翻看看，希望后辈们时常缅怀，以资纪念。

农村妇女的名字一般都是“XX媳妇”，或者是“XX他妈”，母亲也不例外，长辈们会叫她“老七媳妇”，邻居们会称呼她“老凡嫫”，后来升级了，她的名字变成“阿雪奶”、“斌斌奶”、“扬扬奶”……母亲读过初中，这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里是少有的，她有一个很雅致的大号：“母云彩”，因此侄男儿女们有一个给母亲专用的尊称：“阿云孃”！

年在我单位宿舍里，左边是张斌、中间是张扬，右边是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母屯村传统的耕读人家，外公是读书人，老辈子说他民国时当过官，他把“精神上不辱其身、物质上自食其力”这两句话刻在一对躺椅的靠背上，用以感叹自己的命运，我见过其中前一把躺椅。显然母亲是深得外公疼爱的，据说母亲小时候是很时髦的，穿着外公从大城市买回来的背带裤，剪一头齐耳的短发，以致于聋哑人老瘪奶有一个专用的手语——用手掌比划在耳根后，用来专指小时候剪短发的母亲。

母亲最亲近的闺蜜是老孃（父亲的五姐，母屯村习惯称排行最小的姑姑为“老孃”），两人一起干活，一起上学，老孃的首要责任是领幺弟老七，母亲和老孃要读书，只能把老七也带上旁听，结果这个旁听生成绩比两个姐姐还好，干脆继续读下去，反正读书也不要钱。后来，母亲嫁给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老七，也就是我们的父亲。

左边是母亲，右边是老孃，两人典型的鹤庆白族打扮，我们村是被白族同化的汉族，母亲到昆明领张扬之前，一直都是白族打扮

我曾问过母亲，怎么就嫁给我父亲了？母亲的回答令我很意外：“你爸捆的那挑柴很好看！”，是的，这是父亲的优点，心灵手巧，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我知道，父亲初中毕业，当年村里读过书的人不多。

和父亲年龄的差距会给母亲带来一些麻烦，母亲在家操心劳累，又生了我们四兄弟，比较显老，但父亲不显老，到现在白头发还比我少，有一次母亲和父亲一起去赶街，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随口问她：“母云彩，这个是你大儿子嘎？”从此，母亲拒绝和父亲一起去赶街。

和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不一样，母亲是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和父亲结婚后，父亲似乎对代课老师每个月工分外加8块钱的补贴很满意，毕竟比起到田里参加集体劳动的壮劳力还是有些优越感的，还受人尊敬！但母亲不满意，这样的日子她看不到希望，于是鼓励父亲去学一门手艺，和村里一些敢闯的人出门到怒江打工，奶奶为此骂她是个狠心的女人！

用现在的话说，母亲是有担当精神的，母亲最亲近的哥哥、我的舅舅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比我大1岁半的阿炳是舅舅的遗腹子，我大约5、6岁的时候，舅母也去世了，扔下阿林、阿炳兄弟俩和他们的外公相依为命。记得有一天，几家亲戚集聚到阿林家的小平房里，我依稀记得当天的场景，阿炳的外公躺在床上气息奄奄，请求大家把阿林、阿炳两兄弟带走，说他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没有能力抚养这两个孩子了，当年阿林不到10岁，阿炳大约7、8岁。在文革末期，生活非常艰苦，谁也没有勇气开口承诺抚养这两个孤儿。母亲哭着把阿林、阿炳兄弟拉回我家，从此我家四兄弟就变成了六兄弟，大小间隔1岁半，当年老三还不会走路，老四还在吃奶，我的老大地位也被阿林取代。不久阿炳外公就去世了，一年后阿炳被大姨妈接到新华村，这是后话。

（照片上左边是母亲，右边是大姨妈，抱着的是表姐焕清，照片背后的字是舅舅母正学写的，这是我能找到关于舅舅唯一的痕迹，这也是当年已婚和未婚白族妇女打扮上的区别）

今年春节我和父亲聊天，讲起当年的事，父亲说我母亲太强势，当年如果父亲不同意收留阿林、阿炳兄弟，母亲坚决要求离婚，由她单独承担抚养这两个孤儿的责任，我们四弟兄也一分为二，母亲承担两个，父亲承担两个。父亲妥协了，这一妥协就是一辈子，母亲在世时，这个家是她就说了算，父亲有时也想杀杀母亲的威风，但经常火力不足或方向把握不准而败下阵来，于是两个人的后半辈子就经常在磕磕绊绊中渡过。

（父亲和母亲少有的几张合影）

阿林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阿林、阿炳兄弟是母亲娘家仅剩的骨血，阿炳被大姨妈接到新华村后，母亲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阿林身上，为他可谓呕心沥血。一方面要严厉的教育希望他能成才，另一方面又担心过于严厉被误解为虐待，母亲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经常有“好心人”点拨阿林：他家人多，小心吃不饱，吃饭时要撬甑底的光光饭（当时只能吃两掺饭，甑底是米饭，上面是杂粮做的面果儿），阿林对这些学得很快，甚至还会把煮好的鸡蛋、洋芋藏在枕头下，自个儿偷偷吃，母亲发现后很生气很伤心却又不能发作，只能转背小声骂阿林不争气，是扶不起的阿斗！

母亲非常希望阿林能像他父亲一样做个有文化的读书人，她告诉阿林砸锅卖铁也会供他读书，但阿林小学毕业后考不上初中，母亲反复让他复读，母屯小学不让读了，就到邻村大板桥复读，考了三年都没考上，母亲这才死心，让他和父亲去学木匠。阿林结婚后，又听信了“不能给他家供儿子读书白苦”的话，向母亲提出分家单过，母亲很生气却也无话可说，因为这也是情理之中事，于是让阿林搬到他自家的小平房成家立业去了。后来阿林病了，在我儿子出生后几天，阿林去世了，母亲伤心欲绝，整个人都崩溃了。从阿林生病到去世这几年，母亲心情和身体越来越糟糕、脾气越来越差，整天骂出骂进，她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逐步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病最终要了她的命。

老四随手拍：全家自驾游途中休息

阿老（母屯人对爷爷的称呼）是从县城到母屯村开中药铺的，土改时母屯村把一所地主的房子分给了阿老，把阿老一家留下来，从小母亲就告诉我，这房子不是我家的，是崔家的，我家将来要搬出去盖自家的大瓦房。后来老恶奶（我二姑妈）家和我家分家，曲老倌（我二姑父）提出补贴我家元钱，让我家搬出去另盖房子，父亲不敢答应，毕竟块钱对于盖房子这样的百年大计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母亲却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很快就带着我们搬到阿林家的小平房里住了下来，开始筹备盖新房子。

（阿林家的三间小平房，曾经住过阿荣哥家和我家十几口人）

为了盖新房子，父亲带着徒弟们到藏区揽活挣钱，母亲会反复给我们讲：我家准备要竖四间大房子，你们四兄弟每人一间，从现在开始种田、喂猪、养鸡、背石头土巴都是为将起大房子做准备，她对美好未来的描绘总是能把我们鼓动得热血沸腾、干劲十足。有次老二问她：“我们四个每人一间，你和阿爸住哪儿？是啊！母亲住哪儿呢？

母亲是坚韧的，为实现目标锲而不舍。对盖新房子的计划，父亲显然信心不足，以儿子还小，还抱不动一个土基为由，想再拖一两年。但母亲不这样想，父亲刚寄回家块钱，母亲就立即托人去订购了一盘大料和瓦片，然后大张旗鼓地找阴阳先生择启工架马、竖柱上梁的良辰吉日，村里长辈称赞母亲说：“这个女人不简单！”。村里人都知道我家要起房子了，父亲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徒弟回来干自家的活路，虽然有些坎坷，欠了些债，但新房子终于按母亲定好的日子盖起来了。房子盖好的第二年，阿老去世了，他终于心满意足地在自家的房子里终老。

母亲能吃苦，当年盖新房子除必须花钱买的材料、瓦片以外，其他的回填用的土方、下石脚的石料、彻墙用的土基都是自备，帮忙的工匠都是委工（村里互相帮助的一种方式，我帮你干一天活，到我家需要时，你帮还我一天，现在这些传统被货币化取代了）。备这些料都是壮劳力干的活，父亲出门在外，除了冬季农闲时请些工集中做几天以外，母亲把每一天都纳入计划，背土巴、脱土基、挖石头、委工，同时她鼓励我们兄弟有多大力气干多少活，干活不要惜力。我因此养成了终生受益的好习惯，干活不怕苦，有韧性！

新房子盖好了，隔栅等工程基本上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自己干的，她安排我们上山砍树条回来，编成壁剌（在木框中间编上树条，糊上泥抹平，用石灰刮白，用来代替板壁，记得我第一次上山去砍柴，就是和阿炳一起上九鼎山砍编壁剌用的树条），我们还去赵屯讨了几车煤碴，用水浸透铺在地上，用柴刀反复剁，剁出灰浆后抿平了，和水泥地一样坚硬光滑。不到两年，新房子居然被我们打整得有些富丽堂皇的感觉了，阿林也如愿地在新房子里结婚成家。（我写过一篇关于这所房子的文章发在本